看着梨河镇新蛮子营村内，叶绿花艳的景象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而距离我第一次移民搬迁，已经整整五十五个年头了。

我的童年是在淅川县老县城南街度过的。那时的淅川老城，文明古朴。我常常和小伙伴们走街串巷，到城隍庙前看杂耍，去丹江边摸鱼捉虾。我曾同邻里们一起去城关公社的鱼池，站在李家河岸边，看着他们搬往湖北钟祥、荆门。我不解地问大人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哭呢？”大人叹口气说：“他们舍不得淅川这个家，而且这一走，就再也不能回来住了。”

1971年，因为丹江口水库蓄水的需要，我也要离开淅川老县城的南街了。临行前，我到外婆家告别，到姑姑家告别，到老爷老奶的坟前磕头。家人反复叮嘱我一句话：“别哭，搬到那地方，一人三亩地，有粮食吃。”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汽车拉着我们的家具、拆下的房梁木材和砖瓦，踏上了前往邓县林扒公社的路。地里的麦苗还泛着青，送行的亲戚不停地挥手。到了邓县城区，我们央求师傅停留半天，在移民接待处领了免费的饭票，一锅面条炒包菜，还是大人帮我盛的。天黑后，四个人挤在平板车上，盖一条被子，同枕一根扁担过了夜。到了邓县，移民房要自己监建。我们借住在当地农户家里，用土加秸秆和成泥，做成土坯，晾干后盖起了两间土坯瓦房。大人抬手就能摸着房檐，但人们还是满意地说：“这比搬迁往湖北的淅川移民，芦苇泥糊墙房子强多了。”

十四岁那年，家人让我回淅川吃苦锻炼。需要步行四十里到九重坐车到马镫公社，再走三十多里路回到淅川老家的废墟上。东家给一根木棍当椽子，西家给一根柱子，邻居帮着半天搭起一间小柴房。东家一碗粥，西家一碗汤，有人借给我一碗玉米粒，我开始在地里种庄稼了，就这样生活了下来。我对自己说：“等有了收获，一定还人家。”

1976年我从淅川高中毕业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在1977年在淅川上集镇蛮子营村有了自己的落脚点。那时还是集体经济，挣工分吃饭，移民作为国家建设的配合者，建库蓄水发展经济，转能发电为国家建设发展，提供丰富的电力。国家拿出电费的少部分来反哺移民，想移民所想，国家给移民每人每月发50元生活补贴，日子虽苦，却总算迎来了一个春天。

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。我们蛮子营村又要搬迁了。起初，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。通过政府周密细致的工作，我们理解，南水北调是为了给北方缺水的地方送水，这是国家大事。我们村搬迁的日子定在了2011年7月13日，那天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天不亮，全村就沸腾了。家家户户都在收拾东西，装车的装车，打包的打包，最让人揪心的是亲情难舍。装车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傍晚。家具、被褥、锅碗瓢盆，一样一样搬上大卡车。邻居们互相帮忙，你帮我抬柜子，我帮你搬凳子。有人笑着，有人哭着，还有人一边笑一边哭。孩子们不懂离愁，在人群中追逐打闹。

夜里十点，车队终于要出发了。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出村子，前面有警车开道，后面有救护车跟随。车窗外，送行的亲戚们挥着手，追着跑了几步，渐渐被夜色吞没。车上有人默默流泪，有人小声说着话。我靠着行李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这是第二次了，我这辈子，算是跟搬迁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路上，每到服务区，工作人员就招呼大家下来歇息，送上水和食物。凌晨时分，车队驶入新郑地界。透过车窗，隐约看见路两边站着人，是梨河镇的干部和村民，他们举着“欢迎新蛮子营村亲人”的横幅，在凌晨的微光中等候。到了！到了新蛮子营村。天刚蒙蒙亮，一排排崭新的两层小楼映入眼帘，白墙红瓦，整齐划一。每家的门上都贴了门牌号。我打开自家的大门，院子里干干净净，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，一应俱全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政府连临时生活用品都准备好了。

搬到新蛮子营后，政府没有一搬了之。就业是大事，干部们对接了附近的工厂、公司，组织招聘会，年轻人进了厂，有手艺的当了技工。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新蛮子营，交通便利，政通人和。孙子孙女在这里上学，生活中的小细节构成了大生活，搬到新郑，总忘不了原来淅川的家，忘不了搬迁住过邓县林扒的家。埋在邓县的爷爷奶奶坟上立起了石碑，是他们教育我做人要坚强的道理；长眠淅川上集的父母，墓碑的轮廓刻在我心里，是他们含辛茹苦的将我养大，培养我成家立业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情和义，谁人能忘记？我把两次移民的搬迁史，刻字永久安放在自己的小家。

《我的移民老乡》这首歌的歌词内容，与我搬迁时家庭背景相吻合。他是淅川政府和人民对迁出移民的嘱托。五十五年了，从淅川到邓县，从邓县回淅川，又从淅川到新郑，两次搬迁，三度安家。春天又一次来了，四季园里的花开了，《雁归园》的海棠也红了。我们这些丹江的儿女，离开了故土，在这片新土地上扎下了根。